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开放成为改革的重点之一。随着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通过开放引入更多的外资企业强化市场竞争，倒逼中国企业重视发展质量和效率，通过创新提升竞争能力，从而提升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引入竞争意味着更大程度的开放，意味着对中国市场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必须建立以法治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系，确保市场公平竞争，这也是与国际规则接轨，建立高标准的市场体系。
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新局面，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客观要求。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跨国投资目的地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之一，但是国内国际经济的互动由于开放程度的影响，还不够那么紧密和全面。中国想要发挥全球经济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就必须通过更大程度的开放，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党的十九大要求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过去两年，中国的开放速度在加快，开放范围在加大。此次全会提出，要在此基础上，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扩大开放，保护外资合法权益，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拓展对外贸易多元化，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这意味着中国的开放会继续深化，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是进一步与国际市场全面联通，使得中国企业能够高效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国内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前提下，与全球市场融为一体，促进国内国际要素资源有序自由流动、全球高效配置。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首先是要在现有准入大幅开放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实现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到引入规则的制度型开放转变，引进更严格的国际标准，同时，当我们的规则和标准与国际接轨之后，将大大有利于我们参与规则制定，输出话语权。
其次，我们也要健全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中国走出去战略已经提出多年，“一带一路”倡议也如火如荼地在全球落地，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30.4亿美元，成为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8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98万亿美元。与此同时，面临制造业产能过剩的中国企业也有动力增加对外投资。
也就是说，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不管是通过开放引入国际竞争，还是直接到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中国企业必须增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但是，与已经成为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以及更多的中国制造业想要走出去不相适应的是，我国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尚未健全。我们应该借鉴日本在1980年代推动企业走出去的经验，在融资、保险、资金协调和信息咨询方面建立海外投资保护制度和体系，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保障。
其三，此次全会还提出，要拓展对外贸易多元化。中国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结构都呈现集中的问题，虽然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改善了这种状况，但是，仍然缺乏有关多元化目标的系统性战略和布局。我们应该优化国际市场布局，综合考虑市场规模、贸易潜力、消费结构、产业互补、国别风险等因素，引导企业开拓一批重点市场，在深耕发达经济体市场基础上，拓展亚洲、非洲、拉美等市场，逐步提高自贸伙伴、新型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与此同时，鼓励大型制造业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推动中小企业聚焦主业、转型升级，走“专精特新”国际化道路。
当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全面加速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信息来源：21经济网）